古文书学的灵魂是“样式”（亦称书式、格式[文书样式特别是公文书样式是古文书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为总结以往研究成果，本文拟极粗略地将近年来中国大陆公文书样式的研究状况作一简单回顾，以期引起学界注意，推动公文书样式在今后的深入开展。
公文书是古文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公文书，即指官府间往来的文书。公文书一词，史籍少见，唐代有官文书而没有公文书。不过唐代法典中有关于“公文”的解释，是“在官文书”[
公文书历代均有，其样式规定在法典或朝廷、政府发布的文件上。据研究，这些公文书共有三、四十种。其中前秦时期大致有六种，即典、谟、誓、命、训、诰。秦汉以后历代有不同，一直延续下来的有诏、制、敕、谕、教、檄、策、册、疏、表、奏、书、议、露布等，其他各朝或存或无的有赦书、令、指挥、符、牒、移、关、状、启、札子等[现代当然也有公文书，其种类与格式也通过政府法令发布。例如年台湾公布的公文条例，规定的公文类型有：令、呈、咨、函、公告等[大陆也不断有地方或中央出台的各种规定：例如年苏北行政公署就规定上行文用呈、报告；平行文用公函、通知、通报；下行文用指令、训令、通令、委令、指示、决定、通报、通知、批示、布告、通告、公告；年国务院秘书厅规定国家机关公文用纸改为横排横写，纸张用十六开[
虽然中国大陆在年以前还没有建立“古文书学”，但并不是说以前没有古文书研究，也并不是说以前没有对古代公文书的研究。这是因为中国大陆很早就有历史档案学，在历史档案学中有“文书学”，其中包括对公文书的研究。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建有历史档案系，他们在年就编辑了两辑《文书学参考资料》[这本书按时代选择历史资料编排，分类各断代不同，大体包括三类，即“文书种类与用途”、“文书制度”、“文书工作的组织与文书工作制度”。其中关于文书种类就涉及公文书的样式。例如秦汉时期的文书种类，选择了蔡邕《独断》中的话：“汉天子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凡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在明朝部分选录《明史》中关于公文书的种类：“凡上之达下，曰诏、曰诰、曰制、曰册文、曰谕、曰书、曰符、曰令、曰檄”；“凡下之达上，曰题、曰奏、曰表、曰讲章、曰书状、曰文册、曰揭帖、曰制对、曰露布、曰译”；并依据《明会典》选录了有关奏启题本格式、表式、行移署押体式、照会式、咨呈式、平咨式、札付式、呈状式、申状式、平关式、牒呈式、平牒式、牒上式、故牒式、下帖式等文书的样式[
在此基础上，历史档案系文书学专业又有了“历史文书”课程。与上述资料汇编不同，从这一课程中逐渐生发出一种集叙述、资料、研究于一体的教材，例如裴燕生主编的《历史文书》[此书虽然重点在“清代文书”与“民国文书”，但对清以前的文书也有简明扼要的梳理。以《隋唐时期文书》一章为例：该章四节，分别是“文书机构的发展及其职官设置”、“文书与文书制度”、“文风整顿和文书写作”、“文书体式”。在“文书制度”一节中，包括文书的避讳、称谓制度；文书用纸制度；一文一事制度；文书折叠制度；文书的拟制和誊写制度；文书的贴黄制度；文书的签押判署制度；文书的封装和编号制度；文书的移交制度；文书的收发登记和催办制度；文书的勾检制度等，虽然简单并不够严谨，但几乎包括了文书制度的方方面面。特别要指出的是，在本章中还提到了敦煌发现的《书仪》，并抄录了一件《沙州归义军致甘州状稿》[
“历史文书”课程与我们现在建立的“古文书学”学科在研究公文书方面有重合处，但前者属于“历史档案学”，主要 某处某司某事云云，须议札付者。
右札付某或某司准此。
年月印日。
复原了元代咨文的基本格式：
皇帝圣旨里，
某处某司行移某官某职云云。合行移咨，伏请照详施行。
须至咨者。
右咨
某处某司或某职某官批注某事。
年月印日具官某。押
复原了元代执照的基本格式：
皇帝圣旨里/（大朝国）皇帝福荫里，
某司某官某人某事云云。
据此合行出给执照付某人收执。须至/议出给者。
右执照付某人某官收执准此。
年月印日具官。押
元代公文书的基本格式在《元典章》《吏学指南》《吏文辑览》《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等书中有记载甚多，但也有许多模糊处。这篇文章依据新发现的实物资料来复原公文书格式，是对宋元公文书样式研究的重要贡献。
五、明清时期此一时期由于档案数量巨大（万件以上），公文书甚多[明清公文书以往介绍性论著比较多（详后），而对其样式的研究则较少。究其原因，大概是由于明清时期各类公文书的样式都明确公布在各种法令、政书中，学者不必费心去研究各种公文书的样式，所要做的只是将存世公文书与法典、政书中载明的格式对照即可。这与前代孜孜于考证各种公文书的样式是大不一样的。
明代公文书的研究集中在诏令文书上。《明史研究论丛》第八辑就是《明代诏令文书研究专辑》[专辑中万明《明代诏令文书研究——以洪武朝为中心的初步考察》和陈时龙《明代诏令的类型及举例》二文考察了明代诏令中的诏、制、诰、敕、祭文、册、手诏、谥、谕、榜文、令等。后篇文章除从文献中举例外，还列举了一些文书实物，例如明墓出土的木刻竹纸明孝宗的《罪己诏》[这些研究都没有专门去讨论诏令文书的格式。
同样的现象在地方官府公文书中也能看到。例如郑小春《明清官府下行文书述略：以徽州诉讼文书为例》[文章每研究一种文书，先列举明《刑台法律》卷首《附卷》以及清《福惠全书·文移诸式》中的“札付式”“札付式”“按察司牌面式”“各府牌式”“牒文式”“牒式”“帖文式”“帖式”，然后举出文书实物与其比对，结论是就格式而论，明清两朝有比较固定和相近的格式，只是在具体运用上略有区别。
不过最近随着中国古文书学的兴起，一些学者注意到以往研究的薄弱环节，尝试采用古文书学的方法更深入地研究明清公文书的样式。例如申斌采用换行缩格法（但不以文字引述关系而是以文书承转关系为换行标准）和图表法分析《四川重刊赋役书册》这一装叙结构的公文，具体分析了“为……事、案验、咨、该、案呈、呈与申、纸牌、等因、覆、准此、为此、奉此”等词语，认为这件公文装叙的文书达八层之多，并复原了此件公文行政流程的25个步骤[前引张国旺、阿风的文章也依据族谱中新发现的明代公文书，研究了“敕命”与“乡试公据”，指出洪武十三年前的“敕命”格式为：首先写“奉天承运皇帝敕曰”，然后引述洪武皇帝的敕命，署押“敕命之宝”，最后还有中书省左右丞相、左右丞及御史台左右大夫、御史中丞署名[
清代公文书过去主要是档案界学者在研究，内容集中在档案制度、文书用语、奏折制度等方面[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自年就开始开设清代文书课程，后来将课程讲义出版，即张我德、杨若荷、裴燕生编著的《清代文书》[书中分“诏令文书”“奏疏”“官府往来文书”三类介绍了诏书、敕书、谕旨、题本、奏本、揭帖、奏折、详文、验文、禀、状、咨、移会、移、关牒、牌、票、札、示等文书，包括各类文书的纸张、字体、格式、用语、用途、演变等，十分详细，其样式依据主要见于《会典》、《枢垣纪略》、《科场条例》、《福惠全书》、《公文式》等书。档案专业之外的清史研究者对文书特别是其样式则